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是既没人写信也没人写传记的。这句曾经自信满满的话，快被我们这个时代推翻了。文化类栏目《见字如面》和《朗读者》这两档电视节目的走红，真正让我们意识到书信这类私密性的文字的巨大魅力。但是我们追逐的热情背后是一种文体的巨大的缺席，当一封家书辗转多日才到收信人手中的时候，简单的文字背后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时间慢下来，凝固成岁月的静思，书信中的每一行文字都浸透了长远路途的艰辛和跨越千山万水的羁绊。

近期一直在读英国传记作家唐纳德·普拉特的《里尔克传》。里尔克是一名抒情诗诗人，虽然去世时只有五十岁，但在欧洲的已经是一家喻户晓天才诗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给他遥寄情书等各种信件，这其中就有俄罗斯另外一位大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发出了文学史最为深情的呼喊：我要和你睡觉。如果没有书信这种文体，我们不知道会错失掉文学史上多少重要的场景。

这本传记有六百多页，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来介绍里尔克的朋友圈，讲他不断地旅游、写作、结识各种艺术家和贵族赞助人的过程。读完这本传记，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虽然认识到了他在《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等诗歌中的天才，但是这并非他最擅长的作品，他最擅长的是书信。比如早在他决定作为一名艺术家去生活的时候，他写给那些文坛大佬，去求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其中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他们说艺术不过是从办公室或什么地方回家之后，闲暇时间做的娱乐。我发现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对我来说，它事关信仰，谁不怀着他全部的热望和内心的一切献身于艺术，谁就永远不会达到最高的目标，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想想这段如果在《见字如面》的栏目上读出来，不知道会安慰多少文艺青年的心。

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里尔克总是渴望守护自己的孤独。这大概也是他一生的矛盾所在，渴望日常生活与渴望孤独总是来回拉锯。里尔克的一生结识了无数的女人，这些女性要么成为他一时的情人，要么成为他精神上的母亲和赞助者。前者给他写作的灵感，后者给他安稳的生活。在传记中，那些昙花一现的女性，我们甚至都无法记住名字就从他生命中消失了。但无论是那些赞助他艺术的贵族女性，还是不愿万里给他写信的粉丝，甚至偶遇的路人，他都一视同仁——一旦他意识到这位仰慕的女性的存在，他就会疯狂地写信。正是这些信件，而不是他的诗歌，构成了这部长达六百多页的传记的主要内容。所以开篇伍尔夫的那句话是对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书信的存在，我们根本无法了解里尔克的真正生活是什么样的。

而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试想一下，为了给某位名人作传，了解他的生活，我们只能翻遍他的电子邮件、QQ、微信聊天记录，所有社交媒体上的保存的这些易逝的文字——百年之后，这些电子媒介也许已经升级到了更高的版本，也许那时候保存在这初级版本上的文字早已消失不见了。就算依然保存着，也没有人会知道如何找出来。文字在电子载体上神秘性已经丧失殆尽，我们无法想象王尔德在监狱中写给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勋爵的长信《自深深处》，是从iPad上发出的。我们也无法想象，海明威传在苹果笔记本上，写了六七千封信，因为在他看来，通信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看看这些信件的对象：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菲茨杰拉德……如果没有这些信件，文学史至少会缺少很多厚重的页面。

前现代的人，为什么喜欢写信，而现在的人为什么不喜欢写信？问题的答案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电子化时代，电子媒体的信息比信件的传递方便快捷很多。但是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又不仅如此。书信代表了一种距离，也代表了一种深情。写信这种姿态提醒你，你关心的人并不在身边，你需要这些文字代替你去表达你的关心和想念。但是书信更微妙的地方在于，书信的传递需要时间，而时间延宕和沉淀了这种情感表达。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才能读到信件，在日思夜想的盼望中，此时的信件已经从普通文字，变成了一件艺术品。